“二位卿家所虑甚是。新法利国，然民为邦本。可着江南布政使司详查。
其一，新机推广，所需新匠几何？能否由旧匠转训？
其二，旧匠若难转训，其家口几何？朝廷可拨专款，或于新开矿山、船厂、道路工程中，优先安置壮丁，并设‘织工转业学堂’，授以新技。
其三，命织造局与商会协商，旧机淘汰需有时限，分年分批，给民缓冲。总要以‘安民’为首要，勿使一人因朝廷新政而流离失所。”
他寥寥数语，便点出了问题的核心与解决路径，既肯定了技术进步，又牢牢把握住了“仁政”的底线。
杨士奇、杨溥深以为然，心中那点因皇帝“不务正业”而产生的隐忧，也在这位太上皇从容不迫的智慧面前消散。
上午来观政的太子朱祁铭，将祖父的这番话深深记在心中，明白了治国之道，效率与民生缺一不可。
而这一切的幕后推动者，武圣皇帝朱瞻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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